SERVICE PHONE
13899650022
SERVICE PHONE
13899650022发布时间：2026-09-22 13:27:04 点击量：
在浙江永康城东二十公里处，有一座海拔不足四百米的小山，方如石堡，名为“方岩”，其四壁陡峭，周长约三公里。别看方岩不高，它在永康一带名气颇大。山上有一座供奉胡公大帝的胡公庙，它是周边胡公信仰的中心庙宇，每年农历八月，庙会如期而至，周边村落便组织村民前往方岩，上山祭拜胡公大帝，场面十分热闹。
打罗汉是方岩庙会的主要形式，每个村（保）组织罗汉队（也称“罗汉班”），先将各村的胡公大帝从村庙中请出来，按照特定的路线，抬着神像在村落中巡游，供村民迎拜，罗汉队在巡游路上展示拳、刀、棍等武艺与歌舞等其他表演。结束村内巡游后，每个村的罗汉队还会抬着各自的胡公大帝，前往方岩的胡公主庙祭拜，再次展演武艺、歌舞。在前往方岩的路上，固定拜访途径村落，甚至在两支队伍狭路相逢时彼此“较量”一番，由信仰实践来展现村际往来与地方秩序。
芝英是永康最大的村落，位于方岩西边的灵溪岸边，应氏宗族的族人约八千人口，分为八个行政村。与周边其他宗族村落一样，芝英每年八月也组织打罗汉、上方岩。2025年，芝英照例在农历八月初八至十三之间打罗汉。八月初八，罗汉队伍抬着胡公大帝走遍芝英八个村；十二日，出村走访外围村落；十三日队伍本该登上方岩，但因种种现实因素，改为前往胡库的胡公庙祭拜。所幸我们同期参与了大井头三保十一个村上方岩打罗汉的完整过程，为方岩庙会的传统仪式面貌提供了一个参考个案。
芝英打罗汉从村中胡公殿出发，到芝英八个村，再到周边村落，最终前往更高层级的胡公信仰中心，这场持续数日的巡游把不同层级的空间连接起来。它既维系着村落之间的联系，也在现实环境的变化中不断调整自身的路线与形式。打罗汉究竟如何组织起来？这些看似重复的巡游、祭拜与表演，又承载着怎样的地方秩序与历史记忆？这要从打罗汉本身的由来说起。
胡公崇拜是在衢州、婺州（今金华）一带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区域信仰。胡公是北宋官员胡则（963-1039，字子正），婺州永康人。伴随着胡则“奏免身丁钱”的传说逐渐流传，神化为胡公大帝，也称“胡公老爷”[1]。在衢州、婺州地区之外，浙江其他地区也通过以胡则曾在当地任地方官的经历为基础，衍生出了胡则为百姓带去恩惠的传说。于是胡公信仰超越了衢州、婺州的地域范围，延伸到了浙江的其他地区，深入民间社会，形成了一种信仰。胡则被塑造成在仕宦生涯中善于体察民情、好行仁政、有德于人的形象，符合儒家精神，百姓感恩为之立庙祭祀，代代相传。[2]
一般认为，胡公崇拜始于宋代，至明末形成普及较广的民间庙会。根据现有记载，至晚在清代，方岩庙会已经颇具规模：“八月十三日，佑顺侯胡公则生辰，各分村落为会，挂大帛为旗，长二三丈，导以鼓乐，从以伞盖，或以纸为马，登方岩。赛神而还。盖一郡香火之盛。未有若此比。”[3]
按照传统，每年农历八月初至八月中下旬，永康一带的村落往往以联保的形式组织罗汉队伍，前往方岩朝拜胡公。所谓联保，即联合各保，与明清时期基层社会普遍实行的保甲制度有关。保甲制度源于北宋时期推行的保甲法，至明清时期，这一制度已广泛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并在许多地区演化为村落之间互保（村落内部彼此担责、监督）、联保（村落之间的联合管理）的组织方式。[4]对胡公的崇拜与祈愿不只是个人的行为，更多是以“保”为单位，在村保内部、进香沿途与方岩周边展开打罗汉展演等。打罗汉的表演内容主要是各种拳脚与阵型，还有更加多元的歌舞表演，有传统节目如三十六行、踩高跷、舞龙舞狮等，也有从其他民俗文化中借鉴来的部分，例如秧歌、腰鼓。如今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甚至还有拉丁舞的融合。
作为方岩庙会的主要形式，每个村保打罗汉的主要环节包括：1.出案祭叉，将胡公座像抬出村庙，在临近出行前择定吉时，以鸡血祭刀叉枪棍等器械，祈求接下来巡游与展演途中平安顺遂；2.游案，即胡公巡游，罗汉队在本村及周边村落巡游；3.迎案，即胡公巡游的各处地方（村保）迎接胡公，罗汉队在迎案地点进行展演；4.做戏，胡公白天巡村，夜晚安置于祠堂正堂，其间部分村落会依据资金情况做戏酬神；5.上方岩，各村保按照议定时间先后抬各自的胡公老爷登上方岩，在胡公主庙进行祭拜、表演并完成换香火等关键仪式；6.归殿，护送胡公老爷返村安座，一年一度的庙会至此落幕。打罗汉通过游案、迎案促进了村落内部、村际之间的往来与社会结群，又通过村保队伍上方岩的次序安排形成方岩一带地方社会秩序的周期性更新。
根据家谱记载，芝英打罗汉起源于北宋，源于胡则所提倡的“习武强身，抵御倭寇”，永康人民积极响应，就此“人人习武，村村有‘案’”[5]。在家谱中，“案”似乎指的是罗汉队伍，而在实际仪式过程之中，我们更偏向于将“案”解释为罗汉队伍所携带巡游的胡公神龛（图 1），它是木质的小型三层楼阁，每层都塑有不同的人物，约70公分高，上方盖有一块绣有双龙的红布，胡公大帝供奉在这个楼阁造型的神龛正中，当地人以“胡公老爷”指称整个神龛。
当地人认为罗汉班是武艺强身、保境安民的象征，因此打罗汉世代相传并延续至今。据当地村民介绍，“芝英罗汉，有规定日期。农历八月初八祭叉，十二游案，十三上方岩”[6]。如今的打罗汉依然在每年的八月初八至八月十三举办，只是前往的地点与详细流程已发生变化，村内、村外和中心庙宇这三重空间的层层展开，也构成了本文接下来三节的观察线 芝英的“胡公老爷”（朱嘉祺摄影，2025年）
打罗汉由村内巡游开启，这个“村”是应氏宗族构成的自然村，整个村子的胡公殿位于村落边缘，由八个行政村共享。行政村是村内巡游的空间单位，也就是说，胡公老爷依次巡游他所管辖的八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各自组织村民接案。每到一处，由接案村行政村待村民准备好供桌与供品，迎胡公老爷入位，在村民上香、行礼、奉上红包的同时，罗汉班在周边广场或道路上完成一套武艺与其他内容的表演，最后由开路人召集队伍启程前往下一行政村。现在，打罗汉每年由单一行政村轮流主办，这是过去几十年间几经调整后才形成的。建国后、文革前，芝英村已经有八个行政村的地理范围划分，打罗汉活动以多个村合作为主，各村派人参与。此时打罗汉的路线已经是固定的：从胡公殿出发，先到市基（整个芝英共享的公共空间）、再到三、四、五、六、七、八、二、一村（依据各村位置所确定的），之后回到市基，最后由市基回到胡公殿。[7]
这一路线基本传至今，在回到市基和胡公殿前的最后一站是当年的主办村。改革开放后恢复了打罗汉活动，20世纪90年代初以两村共同举办为主要的组织形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的组合，四年为一个轮回。以一村二村为例，由两个村各自招募人员，村民自愿报名，在打罗汉的时候相互交替。2000年左右，七村应世F开始负责本村的打罗汉，他发现两个村间无法平均人员与开销等细节，于是由七村率先开始改为每村轮流主办一年。
[9]在七村上一次负责打罗汉的时候（十几年前），他们再次改变了传统的仪式流程。此前打罗汉的传统是初八游村只带万岁牌（胡公大帝的木质牌位）而不背胡公老爷，在游村一周后将所有物品都归还到胡公殿，十二、十三到村外的时候才背胡公老爷出胡公殿。但那一年，七村村民不仅在初八就抬胡公出门，而且在六村结束打罗汉、回到七村后，他们没有把胡公送回胡公殿，而是接到了思文公祠（七村最重要的祠堂），为其搭建了一个小房子，在里面供奉了一年，直到次年打完罗汉才送回胡公殿。七村改变了仪式规则后，第二年由八村负责主办，由于胡公殿本身就在八村，巡村后仍然回到胡公殿，此后其他村也没有在打罗汉后将胡公老爷留在本村。不过，各村打罗汉在初八游村时，都将胡公老爷背出来巡游了。（一）筹备与组织
2025年打罗汉活动由八村组织，村委于公历8月10日至9月10日发布报名通知，有意参与的村民自主报名，而后由负责人员安排每位村民在罗汉队中的位置，包括开路人员、乐队人员、仪仗人员与武艺、文艺表演人员等。如今由于村民的积极性下降，自发参与打罗汉的人越来越少，罗汉班中负责表演武术、锒叉大刀等重要位置的人员，往往需要村干部一个个上门去请。
[10]队伍要提前一个月定下来，以便进行彩排，彩排的地点在八村前明堂（空地）。
今年八村为每一位参与的村民都提供了一定的工资，但大部分参与的村民都是因为觉得热闹。据村书记统计，今年报名的村民共约220人，以老年人和男性居多，40岁及以下的中青年很少。罗汉队伍统一身着白色短袖上衣，头戴统一购买的草帽（图 2），锣鼓队成员戴红色鸭舌帽；锒叉队四人穿红色对襟马甲与灯笼裤；抬胡公老爷的四人身着黄色对襟上衣与灯笼裤；腰鼓队、花伞队分别身着红绿、粉蓝配色的表演服装，各自有统一而华丽的妆造（图 3），其人员有选拔门槛，大多是有表演基础的女性村民，此次表演还邀请了相关老师进行专业教学培训。
除了定制胡公造像外，胡公殿也进行了大幅度的重新布置。在重整前，胡公殿相对朴素，仅有用于巡游的胡公老爷和万岁牌（图 4）。这次村民不仅为胡公殿新刷了白漆，还增添了木质的牌匾，在殿内悬挂起电灯笼和代表二十八星宿的小旗子。殿外挂起麦穗，左右张贴门联“当官为楷模，施政为典范”，用以歌颂胡公，还有“胡公赫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字样。新胡公像放置于殿内，后方供桌放置小三角旗和香炉，内插一支毛笔，前方供桌放置巡游的胡公老爷与万岁牌，胡公像左侧放置五面三角旗，右侧放置香案桌。
八月初八的巡村路线遵循传统，清晨六点左右，村民陆续抵达胡公殿开始准备，三十六对兵器被一一取出，负责人逐项点名。由应永G主持“祭叉”，他宰杀一只大公鸡并将鸡血涂于三十六对及刀叉、棍棒等兵器上，寓意逢凶化吉，这只鸡将在仪式结束之后被分食。祭叉仪式完成后，胡公殿前开始放炮、奏乐，作为当天巡游正式开始的信号，全体队伍首先按照队伍顺序绕胡公殿内一圈，供桌上的黄酒也被奠撒于地用以祭祀，随后队伍正式出发。
队列从头到尾的顺序依次为香纸开路、大锣、万岁牌、斧头牌、长旗、三十六对、香案桌、胡公像、黄凉伞、长扇、横旗、托鼓、锣鼓队、头旗、大刀、锒叉、棍、农村文艺旗、腰鼓队与花伞队（见图 5）。
八月十二日，罗汉队的主要任务是抬着胡公老爷出村，走完芝英外围村落。2025年巡游的外围村落共有8个（共有9个空间节点），按照仪式先后顺序分别是隔塘自然村、桑元下村、洋塘花苑、松塘园村、练结村、亳塘村、泽塘下村、下蔡村与金家村，各村距离芝英村大致4到8公里不等（图 10）。
外围村的迎案地点也在持续变化，比如洋塘花苑小区本身属于隔塘村拆迁后的还建房社区，为了参与到迎案，小区居民红包给的很阔绰，芝英罗汉班将这个小区从“经过”之地转为迎案之地，体现了仪式路线和环节为适应新的社会关系而具有的灵活性。练结村是在七八年前才加入芝英打罗汉活动之中的，两村虽然相距不远，但练结属于三十二都，而芝英则属于三十一都，在传统以“都保”为单位的结群仪式体系中并不相关。在十几年前练结村书记的家庭与芝英一村喜结连理，因此当芝英一村主办打罗汉时，就巡游到练结，此后芝英各村延续这一做法，练结就进入到芝英打罗汉的系统中了。这一现象反映出，维系区域仪式网络的纽带不局限于传统的都保划分与宗族谱系，个体家庭之间的姻亲关系同样可以成为村落被纳入仪式圈的契机。芝英在外围村落打罗汉的空间设置上提示我们，仪式网络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态结构，而是一个仍在伴随着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持续生长和重塑的动态网络。
八月十二日的祭拜路线跟各村位置相关，流程与初八在芝英内部大致相似。每到一村，先鸣炮放鞭，胡公老爷与万岁牌在供桌后就位，村民手持线香在路口迎接，再在供桌前上香、倒黄酒、包红包，随后视场地大小和条件，决定是否安排完整的罗汉表演。由于外围村在整个打罗汉仪式中的地位并没有芝英八个村重要，因此部分村简化了一些仪式流程，各村之间的差异较大。
当日清晨六点左右，罗汉队前往胡公殿集合，开路人在灵溪桥上开始鸣炮。约六点半，鸣锣开道，在放完烟花和鞭炮后，罗汉队伍依旧从胡公殿出发，队列顺序和八月初八时相同。队伍按初八相同的路线来到市基，与初八不同的是，十二日当天香案上不供猪头，也不再上黄酒（村民解释说“有肉才有酒”），只摆放水果等简单供品，前来祭拜的是来自五村、四村、三村的几位年长妇女，仪式相对朴素、节制。
图11 芝英五村隔塘自然村供品准备情况及祭拜场景 （秦蕴琦摄，2025年）
下午一点左右，队伍抵达下蔡村广场，锣鼓队入场开始表演。供桌上既有村民自发准备的供品，也有村委统一出资购买的部分。一些村民自发将准备好的红包供奉在胡公老爷前（图 14）。准备供品的阿姨说明，蜡烛和香火在罗汉队离开后会被送往本村本保殿继续供奉，让这一桌香火在后续村内日常祭祀中得以延续。最后，罗汉队到达金家村祠堂旁的广场，罗汉队伍在此完成外围村落的最后一轮绕场与表演。
与芝英内部相比，外围村落的仪式规模明显更为简单，泽塘下村因空间被压缩而只剩绕塘这一环节，是其中最为极端的例子。从隔塘、下蔡的同宗共谱，到桑元下的“分村不分谱”，再到练结村因姻亲关系临时加入的特殊案例，以芝英为中心的仪式网络呈现出一种在血缘与地缘的基础上不断重塑的动态结构，既延续着宗族记忆，也在不断回应着当代村落之间持续变化的关系。
方岩的胡公祠又叫屏风阁，是当地胡公信仰的中心庙宇。它建在石洞之中，前围照壁，侧通二门。殿内居中而坐的是胡则雕像，是当地香火最旺的地方，也是原本周边各村打罗汉必须祭拜的地方。然而，这样的传统在2025年发生变化，芝英因场地协调与方岩景区门票制度以及表演人员年龄状况等现实因素，未能像往常一样将本村胡公老爷抬上方岩，而改为前往胡库“游案”。胡库是胡公的故乡，近年来新建了胡库文化广场，其中有供奉胡公的怀忠阁与胡公墓，在胡公信仰区中具有特殊且重要的地位。不过，更多村落仍然延续胡公上方岩的传统。农历八月十一日，大井头三保的11个村（麻塘头，鲤鱼塘村，大塘，后沈，溪岸下西坑，柏川上英，柏川上时，柳川古塘里，柳川前塘，柳川善儿干，元溪应南溪）前往方岩打罗汉，为我们提供了传统仪式流程的一个切片。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芝英十三日到胡库的打罗汉。胡库位于芝英东北方向约6公里（车程约12分钟），村民以胡姓为主，被认为是胡公故里。1992年，胡库在村落中部区域建设了以胡公陵园和怀忠阁（即胡公祠）为核心的胡库文化广场。在陵园落成之际，胡库赴杭搬迁胡公墓，举办“恭庆先祖胡公灵休反原籍安息仪式”，至此再次确定其胡公故里的重要地位。
当日上午九点，罗汉队在芝英八村公交站附近集体乘车出发。三辆大巴载着罗汉队员；敞篷小卡车上装载胡公老爷、长旗和三十六对等大型表演器具；其余随队人员分乘几辆小轿车。与初八、十二日的徒步巡游不同，这是一次规模更大的跨村外出。抵达胡库后队伍在库川大街入口集结，重新整队。九点二十分左右，队伍经大街步入胡库主干道，穿过胡公桥，随后抵达胡公文化广场。此时胡库十分热闹，很多村的罗汉队先后来到这里，例如荆山陈罗汉队正在进行表演，而雅应村、郑村、炉头村的队伍刚结束演出，准备去芝英市基打罗汉。
九点半左右，芝英罗汉队抵达以怀忠阁、胡公墓为主体的胡公文化广场（图 21、图 22），先进入怀忠阁，逆时针方向从前殿绕至后殿一周，又从前殿出，部分老人一边走一边向殿内胡公像拜礼。绕殿后，队伍在广场逆时针绕行一圈，随后将长旗、凉伞、斧头牌、香案与三十六对依次排放在怀忠阁前的平台上，开始正式表演（图 23）。与初八巡村相比，这日的表演内容更为丰富，武术队成员不变，但每个人的上场次数明显增加。麻蚣旗在广场中央盘旋穿插，武术队展示拳术、大刀、棍术等多套套路，锣鼓队全程伴奏，腰鼓队和花伞队在外围加演，吸引大量围观者。
两相对照，无论仪式最后的空间节点是在方岩还是胡库，巡游承担的功能其实是相同的，三天巡游仪式在这一过程中被推向一个更具公共性的信仰节点，在更高潮的氛围中完成仪式的收束。芝英将这一仪式环节的空间载体从方岩转变为胡库，并非仪式内核的改变，而是地方仪式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做出的更为经济和务实的调整。
通过对芝英村及周边地区打罗汉仪式的历史资料与2025年田野观察可以看到，这一围绕胡公信仰展开的地方仪式，既具有明显的历史连续性，也在当代社会环境中发生着多方面的调整与转化。从仪式结构上看，打罗汉的基本框架仍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形态，即以胡公神像为核心，通过祭叉-游案-迎案（上方岩）-归殿的连续行动，将村落内部、周边村落与更高层级的宗教空间连接起来。三天的巡游路径从胡公殿出发，经由芝英八村及外围村落，在村内与村落之间实现不同人群的联结，强化了仪式单位内部的社会关系。巡游随后指向胡库或方岩，作为更高层级、更大范围的宗教空间，胡库与方岩承担着区域性祭祀中心的功能，上方岩（胡库）不仅是下级仪式单位对中心庙宇的崇拜，也是对胡公神力的再次确认与更新。最终仪式返回村落中心，完成从村落内部到区域性宗教空间联结，在回归村落的完整过程。然而在具体流程上，一些传统做法已经出现变化，例如原本必经的上方岩环节，近年来因方岩景区门票制度带来的经济负担，加之打罗汉参与者多为年龄较大的村民，而攀登方岩又对体力有一定的要求，部分村落已将其改为前往胡库完成巡礼。这一变化反映出地方仪式在面对现代行政管理与旅游开发时所作出的现实性妥协。
从空间结构来看，打罗汉所形成的并非单一村落的仪式活动，而是一种由宗族关系与行政边界共同构成的区域性网络。芝英八村之间以轮值主办、资源互助的方式维持着仪式组织，而外围村落则与芝英保持着联系。在仪式过程中，这种关系通过巡游路线与祭拜节点被不断重申与再生产，不过随着行政区划调整、村庄合并以及新型居住社区如拆迁安置小区（洋塘花苑）的出现，部分仪式停留点与巡游路径也在逐渐改变，显示出地方仪式对新的空间结构的适应。
从参与主体来看，传统仪式中较为明确的性别分工正在逐渐弱化。在早期记忆中，打罗汉主要由成年男性承担，女性多负责准备供品、接待队伍等后勤事务。而在当代的实践中，女性不仅广泛参与到表演队伍中，也成为仪式组织和文化展示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儿童与青少年的参与也逐渐增加，使仪式在代际之间得以延续。虽然核心武术表演仍以男性为主，但整体上看，打罗汉已经从一种相对封闭的男性武艺展示，逐渐转变为一个更具公共性和参与性的社区仪式活动。此外，仪式的表演性与文化展示功能在当代也愈发明显。传统的兵器武术表演之外，甚至出现秧歌、拉丁舞等新的艺术表演，使庙会成为一种兼具信仰、娱乐与文化展示的公共活动。
总体而言，打罗汉是一种在长期历史过程中不断被重塑的地方文化实践，它既延续了以胡公信仰为核心的地方历史记忆，又在行政制度、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文化表达不断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着新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仪式不仅维系着村落之间的宗族与社会联系，也逐渐成为一种连接历史传统与当代社区生活的重要公共文化活动。
[1] “奏免衢婺民身丁钱”， 为衢州、婺州两地百姓奏免身丁钱，记载在胡廷直所作的《赫灵庙记》中。胡国钧等学者认为这是历史事实。但是经由朱海滨考证，认为该传说仅为杜撰。参见：（宋）胡廷直：《赫灵庙记》，《康熙金华府志》卷二十八，清宣统元年(1909） 石印本，第 15-16 页；胡国钧:《胡公大帝信仰与方岩庙会》，《中国民间文化》，1991年第4集；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0-114页。
[2] 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0-114页。
微信扫一扫咨询